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我国《宪法》中明确要坚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一、“两个毫不动摇”是两军并举而非单兵突进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这是我们历经几十年的艰苦探索，运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所作出的现实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独特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不仅高于1953年至1978年间6.1%的速度，而且明显超出世界经济同期增速，甚至高于日本、韩国经济起飞阶段的表现；在2008年以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也以稳健从容的姿态展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特色、成功、创新，就是依靠私有制的壮大来发展市场经济。显而易见，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靠私有制发展经济，只不过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走了多年的老路，既不算什么创新，更谈不上成功，其中经济发达国家只占到1/10左右（且不论其财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外部资源的注入，而不能主要归功于其经济制度的活力），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还有不少是远落后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最不发达国家。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坚定地走向繁荣富强、走向民主和谐，一大独特优势和重要特色就在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与危机频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拥有一支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主力军”，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为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自主发展奠定了基本制度条件；与缺乏活力的传统单一公有制结构相比，中国培育出一支非公经济的“生力军”，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和生产力发展，增加税收，扩大就业。

　　“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国民共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需要从所谓不是“国进民退”就是“国退民进”、只有遏制国企发展才能为民企争取空间的“零和博弈”思维中解放出来。借用“民营经济”这个提法（通常指责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并非指与民众争利，而是指与私营企业争利，其实“民营经济”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可以说，“两个毫不动摇”是支持国进民也进的“国民共进”，而不是将二者置于截然对立的两端。

　　从特定时期和个别行业来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进行并购重组、互有进退，都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2008年以来国有企业在一些领域的扩张，则与国有经济响应国家宏观调控要求、发挥应对危机冲击的特殊作用有关。在国际上，中国国企的位次也得到了提升，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11年世界企业500强中，共有59家国企榜上有名，仅当年新增的就超过10家，这是公有制经济优势及我国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体现。

　　就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来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中国经济进步的突出特征。国有资产绝对量的增加，并不是靠挤压私有制经济取得的，民营企业群体的“民进”，也不是在与国有企业的冲突对立中完成的。相反，它们在多个方面得到了国有经济的荫庇，其健康发展是在同国有企业的平等竞争、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和产业配套中实现的——国有企业大多是具有骨干和领军作用的大企业，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及相关产业大量民营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绝大多数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成为有民营经济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改制过程中，通过前些年中小国企的出售以及近些年大中国企的辅业剥离，造就了一批起点较高、基础雄厚的民企；国有经济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外资经济之间形成一定的力量制衡，在国内宏观稳定、经济安全、技术创新、生态保护等方面承担了较多的经济社会责任，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宏观环境。与此同时，众多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竞争环境、市场需求和分工协作。

　　实际上，无论是国家电网在农村推进的“户户通电”工程，还是中石化炼油板块在2008年国际油价与国内成品油价格严重倒挂情况下承担起的1144亿元巨额亏损，都是民营企业无力也不愿去担负的，这时即便“国退”了也很难有“民进”，除非电价、油价超速飙升，而那将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带来难以想象的混乱。但这并不是说民营企业就只能停留在低水平原地踏步。为我国首座超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提供超高强度R5级锚链的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从村办小厂起步的民营企业，而今已成长为世界最大的锚链生产企业，锚链和系泊链的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国内市场份额在50%以上。中国建材集团通过联合重组，与众多民营企业共同组建了南方水泥集团，统一质量标准，改变了浙江水泥市场无序竞争的状况，结束了数年全行业亏损的局面，实现了国有、民营经济的共赢。广阔天地，民营企业大有可为，尤其是在与国有企业的协同并进中，将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两个毫不动摇”不可更换为“一个毫不动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对立命题是什么？显然，恐怕没有谁会主张“两个都动摇”。与“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相左的认识与实践，无非是将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二者对立起来，仅执其一端。然而，只强调某一方面的单兵突进，就会破坏二者的统一性，必将独木难支，妨害多种所有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协调局面。忽视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落入私有化的陷阱；忽视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会重蹈单一公有制的覆辙。从认识上来讲，主张回归单一公有制的僵化观念已经日渐式微，而将公有制视为障碍、谋求将私营经济推上主体地位的声音却不绝于耳。

　　毋庸讳言，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的一面，这个矛盾集中表现在哪种经济成分应该占主体地位的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早就坦率直言：“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而且“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消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尼克松：《透视新世界》，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3、171页）在一些人眼里，国有经济不论发展得好坏，只要存在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国有企业亏损时，指责国企注定低效率，国企盈利了，指责国企垄断暴利；国企不市场化，就说国企不能与市场经济兼容，国企参与竞争了，又说国企“与民争利”；国企管理人员工资低了，那就是缺乏激励，工资高了，又成了侵占公共利益……总之，国有经济只能退不能进，而且要退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些批评在逻辑上自相矛盾，从事实角度也都是可以正面回应的。例如，按照批评“国进民退”的逻辑，国有企业享受了各种优惠待遇，民营企业则面临相对苛刻的政策环境。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无论是在工业总产值还是在利润总额上，在近年来所占的比重都低于私营工业企业，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税收总额和应交增值税都要明显高于私营企业。来自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钢企税负差异很大，吨钢含税率最高的是鞍钢，高达320元，宝钢、武钢为250—300元，而一些民营小钢企仅为几十元。过多的讨论不再展开，此处只指出一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间的主体之争并不是“两个毫不动摇”的内在矛盾，因为“两个毫不动摇”是从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公有制为主体正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

　　二、“两个毫不动摇”是主次有别而非两相并列

　　正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条腿”齐步并进，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健发展。还应当看到，“两个毫不动摇”是有主次之分的，二者不可简单并列或颠倒主次。

　　公有制为主体是决定和巩固我国社会基本制度的“定海神针”。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是基础性、主导性的，是“两个毫不动摇”中的主要方面。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公有制为主体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保持主体地位，主要体现为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除了量的优势，质的提高尤为关键，这就要求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起到主导作用，增强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如今，我国国有企业已经走出了大面积亏损的阴霾，生机勃勃的现实已经对那些将国有经济等同于低效落后的断言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其他经济成分产生示范、引导作用，同时在国际上通过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全面展现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优越性，从而建设性地捍卫着社会主义制度。当代国家间的竞争，在经济层面直接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关系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既是出于社会主义原则的要求，也是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世界主要50个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中，3/4的国家只有一个石油公司，另外1/5的国家不超过3家石油公司。如果以国家所有资本占企业资本总额51%以上作为国企标准的话，世界上七成以上的石油资源都是由各国国企控制的。

　　除了在生产力层面的作用，公有制经济还肩负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改进生产关系的使命。“所有制”不单纯是“归谁所有”的物的隶属关系，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国有企业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公平分配，在社会上促进共同富裕、全民共享发展成果，都是在生产关系的持续改善方面率先垂范；同时，通过兼顾区域经济、自然环境、社会进步协调发展，逐步树立起负责任的国有企业的良好形象。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更大、更新、更紧迫的现实课题。相对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言，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现实提出的一个更新也更难的重大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尽管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索的，但毕竟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结合是一种历史自发的形态，并经过了多国数百年的实践，有不少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推进的。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则是实践探索不超过半个世纪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进行所有制理论创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更需极大的政治勇气。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这个课题难就难在如何在已有的市场经济框架下继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在现实进程中，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98年的49.6%下降到2010年的26.6%；而同期的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占比从3.1%上升到30.5%，已经超过国企。再考虑到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包含着混合所有制成分，考虑到大量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基本上都是私人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考虑到服务业中的国有经济比重较低、农业生产又是以农民个体和私人为主，那么在全社会经营性资产中，国有经济所占的实际比重还会更低。因此，回归单一公有制的潮流不仅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从实践中看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更是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课题。

　　三、如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动摇

　　理论和实践都说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者不能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并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首要任务是理解这二者的统一性，避免割裂其内在联系。当前，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各自都存在着妨害其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问题，面临着一些必须正视的现实制约。

　　在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问题上，农村集体经济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发展还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国有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以及规模和控制力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仍有差距，广大民众与国企的直观利益纽带和感情纽带有所松散，国有企业少数管理人员的腐化浪费问题令人触目惊心，等等。就处于当今舆论漩涡中心的国有企业来说，自身仍存在一些需要深化改革的问题，但用过于苛刻的言辞来指责甚至彻底否定这些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则不免有失公允。

　　当前流行一种论调，将国有企业的发展与改革的倒退直接划上了等号，这是值得商榷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我国经济改革作出了关键的“顶层设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方向和基本目标。这个方向和目标20年来从不曾改变。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体制的有机结合，而不是走向私有化道路；当前深化国企改革的主要课题是根据科学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和软实力，提升国有企业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在改革的方式上，现阶段不能再沿用十多年前成批出售国有小企业的办法，而是要在国有体制下依托资本市场对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造，这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化、社会化的过程，是国有企业回归国家所有、全民受益的社会属性的过程。

　　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各类因素中，既有外部政策环境的不完善，也有其自身的诸多不足，如民营企业存在的偷逃税收、制假贩假、损害劳动者权益、破坏生态环境、侵害国有资产、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家族式治理方式遇到瓶颈、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等。相比较于20世纪80年代公众对待刚刚起步的民营企业的不接纳、不信任、不尊重，如今社会各界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已经宽容了许多、热切了许多。对待非公有制经济，既不应轻视、歧视，又不能一味拔高、护短。面对民营企业所遇到的瓶颈和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其外部发展环境的改善，更有赖于其自身把握机遇打造核心竞争力，在市场大潮和经营风险的洗礼中不断磨砺成长。

　　（本文章摘自《红旗文稿》）